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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李一凡已经深刻感受到了熬夜带来的后果。大三最忙碌的一段时间，李一凡常常连续几晚不睡觉，这导致他在一年内发了3次高烧，每次持续三四天，却查不出具体的感染源。“我查资料时看到，连续几天不睡觉容易让身体爆发炎症风暴。”

李一凡画了一个模型图：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社会角色，每一种社会角色都会带来一些事件，比如作为学生需要学习，作为子女可能需要照顾父母。“我们可以把这些事件想象成一些泡泡，这些泡泡彼此挤压，分割生活中的时间。”

“我熬夜的心态就是：知道它是毒药，却还是忍不住喝。”李欣把自己熬夜的原因归结于“自控力”不够，无法在短时间内高效率地把事情做完。“如果能在白天就把该做的事情做完，就不会熬夜了。”

“日出不作，日落不息，大学生为何熬夜？”带着这个疑惑，2021年，马睿思、李一凡、雷颜旗和杨欣蓉4名00后大学生组建小组，参加了当年中国人民大学“创新杯”青年研究专项赛，他们的这项关于大学生熬夜的质性研究获得了该专项组别的特等奖。

去年9月，中国人民大学综合保障部官方公众号“温馨人大”发布推文，表示结合前期调研和公寓整修、电路改造等工作，本科生宿舍夜间将熄灯不断电，即夜间统一熄灯但电源插座正常供电。马睿思说，小组成员们都感到“惊喜”。

“从社会学角度看，熬夜其实是青年在外界环境和内部价值观双重作用下的选择，需要向外和向内进行‘协商’。”马睿思说，做完研究后，她更能理解那些选择熬夜的同龄人。

“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生活节奏加快。”马睿思表示，研究发现，在社会加速的大背景下，外界环境、氛围等也导致了时间的紧缺，压缩甚至放弃睡眠成为大学生应对“时间荒”的手段之一。

一名同济大学工业设计专业的女生提到，设计类的专业作业要求有完整且较长的时间进行创作，白天的时间容易被课程、琐事切割成碎片。“有时候会需要10个小时来完成一个大作业，课程安排和生活节奏导致白天很难去做连续性的创作，所以这类活动常常被安排到了晚上。”

今年的3月21日是第24个世界睡眠日。中国睡眠研究会近期发布的《2024中国居民睡眠健康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显示，在参与调查的人群中，00后成熬夜主力军，平均入睡时间为0:33；在参与调查的大学生群体中，52%的人在零点至凌晨两点入睡，19%的人入睡时间晚于凌晨两点。中国睡眠研究会理事长、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黄志力在解读《白皮书》时谈到，年轻人普遍面临睡得晚、起得更晚等睡眠难题。

小组研究发现，每个人对于健康的感知与衡量是不同的。有同学看到健康信息后会反思“我真的不能再熬夜了，必须马上调整”；有同学觉得看这些信息徒增压力，“让我的熬夜变得更痛苦”；还有同学试图进行反驳：“有研究表明，睡眠紊乱提高心脏病发病几率，是因为白天日照会影响心脏内部钠和钾的水平。那我白天在家睡觉不出门，不接收日照就好了。”

该校2020级社会与人口学院本科生马睿思也有类似的体验，大学常常让她有种“时间不够用”的感觉，与高中相比，身边每个人都越睡越晚。“高中忙，大家还能作息规律。现在到了大四，按理来说课业负担最重的时候已经过去，但有时到了凌晨两三点，宿舍还没有一个人睡觉。”

kok电竞一提起大二那年，中国人民大学2020级新闻学院本科生李一凡立刻回忆起无数个疯狂熬夜的夜晚：一天的学习结束后，他会从晚上9点排练话剧至凌晨一两点，“有的同学还会睡在剧团的沙发上”。随着身体状况濒临崩溃，李一凡意识到，自己的睡眠和健康仿佛被无形的手“剥夺”了。

访谈过程中，不止一个访谈对象告诉马睿思，自己选择熬夜，是因为在当下完成这件事的重要性大于熬夜带来的危害，“熬夜可以给我带来时间和效率”。

获奖后，小组被多次邀请分享成果。许多社会学研究领域的老师认为这个研究视角非常新颖——不再苛求每个人的时间管理能力与责任，而是反思为什么无法自主地操控时间，这种时间操控的自主性是如何一步步流失的，以及我们有没有可能去重新找回这种自主性。

“如果要改变熬夜现状，不仅需要强化青年对健康的感知，加强健康知识的科普，引导青年的价值选择，可能还需要学校、企业等进行外部的调整，例如期末周的考试不要排期过紧，减少被迫熬夜的情况。”马睿思说。

“这3种类型的访谈对象常常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面临‘时间荒’，觉得属于自己的时间不够。”马睿思表示，在现实生活中，这3种熬夜类型可能会在一个人身上同时出现。“熬夜，本质上是一个时间问题。”

“做完研究后，我发现自己更愿意去思考为什么有这样的时间安排，每件事情是什么样的社会角色带给我的。”李一凡发现，当人们充分觉察这些时，就会发现一些社会角色或活动离开自己也可以转下去，没有必要给他们分那么多时间。“你可以主动去操控自己的时间，再决定熬夜与否。”

组员们还受邀去学校的学工处参与座谈，基于研究为学校管理提出一些建议。当时他们提了两个建议：一个是建议本科生宿舍晚上不断电，另一个是建议浴室洗澡时间不设限。李一凡说，他们想打破学校规定的作息方式，“当一个主体受到的外来限制更少，可能会拥有更多的生活主动权，会觉得自己活得没那么被动”。同时，那些选择在熄灯后继续学习的同学，能不再苦于寻找合适的自习场所，也可以减少夜间外出的风险。

“熬完夜后，身体的感受是最真实的。”现在李一凡对于熬夜的认知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我现在有一个底线：睡眠不能低于6个小时。因为我知道如果不这样，说不定周末又要去医院输液了。我现在对时间安排有了更清醒的觉察。”

“自由型熬夜”则指向利用夜晚获得对时间的掌控权。“有的访谈对象觉得，自己在白天没有得到很好的休息和放松，晚上成为释放压力、创造生命体验的时段，比如深夜去当兼职调酒师、排练话剧、去酒吧蹦迪。他们的不睡觉行为是在和传统的时间安排作抗争，争取对时间的‘自主性’。”

李欣熬夜有时是觉得精力没消耗完，晚上不想睡；有时则是被迫熬夜。有一次，她在晚上12点接到实习单位领导的微信：“在吗？”李欣没有意识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自然而然地回了一句“在”。这句回复让她收获了一个文件压缩包，从夜里12点剪视频到凌晨4点，“这类熬夜就会让我特别痛苦”。

在进行研究设计时，李一凡和组员将“熬夜”界定为“在本应入睡的时间维持勉强清醒的一种常态化生活方式”，并试图区分“主动熬夜”和“被动熬夜”，为此查阅了许多文献。

在李一凡看来，每个人都具有100%的主动权。熬夜就是不同社会角色相互挤压着，把事情挤到晚上，而那些坚持熬夜的大学生，拒绝“戳破一部分泡泡”。

“虚无型熬夜”和上述两种不同，这类学生没有要忙的事，不是生理性失眠，也不知道要干什么。“他们会在一种虚无的心理状态中消磨夜晚的时间。这类熬夜者不愿意睡觉，也跟他们感受到‘白天时间被剥夺’的‘不适感’有关。”马睿思说。

“有一些人熬夜，是因为对睡眠的知识了解不足，认为只要‘睡够了’，几点睡都无所谓。”马睿思发现，年轻人往往认为自己有更多“健康资本”。

“劳动型熬夜”的同学往往是由于学习、工作任务没有在白天完成，只能转战夜晚。对于他们而言，身体需求是可以“改造”和“干预”的，健康是可以“牺牲”的，比如通过喝咖啡让自己保持清醒。一位经常熬夜学习的访谈者提到，“熬夜是用现在的健康交换未来”。马睿思回忆，周围有同学曾在期末周连续好几天不睡觉，“他觉得要在期末用尽一切可能获得最高的分数，即使要牺牲健康和睡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