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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文化内蕴的和合思想自古有之。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一个成语“化干戈为玉帛”，源自《左传》，记载“秦晋之好”，寓意战争可转变为和平。孔子曾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中国作为礼仪之邦，玉是和平的化身，比如“玉石之路”在古代既是物资传送、文化传播和信仰交流的通道，也是社会物质生产与精神价值构建、王权制度与文化认同互动关系的见证。

丝绸之路大家耳熟能详，而比丝绸之路更早的是玉石之路。贯穿东西的玉石之路，以新疆和田为中心，沿河西走廊或北部大草原向东渐进到达中原地区。和田玉产在距离中原万里之外的昆仑山，运输上存在局限性，把和田玉石从遥远的西域运到中原王朝，代价极高，但为什么还要运输和田玉石？2100多年前的司马迁揭晓了答案。

早在8000年前，在内蒙古及东北地区的兴隆洼地区就出现了区分等级的用玉现象；后来，从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化，由北及南出现了系统的、不间断的大规模的用玉制度，用玉的区域呈现出较为发达的文明现象。夏商周三代，玉使用之繁盛，蔚为壮观，玉牙璋、玉刀、玉戈等不同类型的玉器遗存即是说明。

我国考古学家、良渚文化研究专家牟永杭曾表示：“玉之所以能够在中华民族的心理上造成如此深刻而长远的影响，其原因之一是这种被赋予‘山岳精英’的矿物，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诞生起了催化作用。”

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是最早制造和使用玉器的国度。中国用玉的历史延绵久远，古代玉器工艺有近万年的历史，其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穆天子传》里详细记述了西周穆王与西王母在瑶池相会的故事，提到穆王执白圭玄璧献给西王母。回中原前，西王母向周穆王赠和田玉数车，印证周礼中关于玉器的使用、古代中原和西域玉文化的交流。《穆天子传》还记载了著名的“昆仑之约”，当穆天子要回中原时，西王母为天子歌唱：“将子无死，尚能复来。”天子答之：“予归东土，和治诸夏，万民平均，吾顾见汝，比及三年，将复而野。”

自秦汉一直到清代，历代王朝都将玉作为政治权力的象征和士大夫比德的载体，呈现出一波又一波的玉文化高峰。“以玉载礼”“以玉比德”等传统文化在中华文明历史中延绵不绝，持续至今。

大禹时代是“执玉帛者万国”的城邦林立时期，万国朝宗拿的是玉。为什么拿玉？因为玉象征对统一的认同，是重要“政治符号”。秦统一六国，出现了象征政权“大一统”和唯一政权合法性的传国玉玺，以后王朝虽有更替，但传国玉玺在中国历史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玉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瑰宝，绵延万年发展至今，不仅深深植入中国人的生活、认知和信仰，也见证了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万年玉史，润泽中华。融入中华民族精神血脉的玉文化，深深嵌入到中华文明和中国历史当中，印证了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实证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滋养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品格。

先秦文献《周礼》《仪礼》《礼记》中有大量关于玉器使用的记载，比如《周礼》中记载的“六器”——璧、琮、圭、璋、琥、璜等重要玉器，在考古发掘中也得到了验证。“三礼”典籍还涉及用玉的整体理论、具体分类和使用规定，包含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外交、财货、祭祀、宗庙、朝聘、盟会、婚丧等多方面。这些都说明，早在先秦时期，玉已经成为政治礼制的组成部分。

张骞凿空西域的目的之一是寻找黄河源头。他们发现河源出于西域南山的于阗玉河，其山多玉石，便采玉回来汇报，汉武帝根据上古地图和文献命名西域南山于阗玉河所在位置为昆仑山。由此可见昆仑山和玉石的直接关系，玉石之路开辟的意义也就不言而喻。《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阗，其山多玉石，采来，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

上世纪70年代，河南安阳发掘出一座商代墓葬，通过玉器和青铜器铭文推论，这座墓葬是商武丁的配偶妇好的墓。妇好墓出土了755件(套)玉器，大部分都是新疆和田玉。文物是历史最好的见证，这些出土玉器以实物的方式证明，在不晚于商中期时，昆仑山的和田玉石就已经为中原王朝大量使用。

据《史记 廉颇蔺相如列传》记载，到战国后期，“和氏璧”被楚国用作向赵国求婚的聘礼赠给了赵国，秦国非常想得到它，就宣称愿以十五座城池来换赵国的“和氏璧”。但赵国明白秦国的用意：名为交换，实为骗取，但又惧怕秦而不敢拒绝，于是便派足智多谋的蔺相如护送“和氏璧”出使秦国。在谈判过程中，蔺相如破解了秦王的阴谋。秦统一六国后，得到了“和氏璧”，秦始皇命丞相李斯用其琢成世代相传的“传国玉玺”，上刻“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字，成为王权至高无上的象征。

在新时代，可以以玉为媒，扩大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增进沿线国家对中华文化的了解；创新推进“玉成中国”“玉润中华”，通过玉文化讲好中华民族故事。

西周儒家思想以玉“比德君子”的学说，奠定了玉文化在中华文化中的重要地位。自汉以降，玉的使用从“标识等级”逐步“飞入寻常百姓家”，进而成为中国人的精神标识。玉可谓印证了中国古代历史，填补了文字和文献的空白，成为万年中华文化的实物铁证。

君子比德于玉，中国人对玉的喜爱自古有之，耳熟能详的西王母献玉、和氏之璧、完璧归赵、传国玉玺等典故都跟玉文化密不可分。

玉还见证了中华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产自新疆地区的和田玉就是鲜活例证。《穆天子传》中记载，周穆王西行数千里会见昆仑山的西王母，其中“取玉三乘，玉器服物，于是载玉万只”。双方建立深厚情感，并有了“昆仑之约”。

119020:com-www:119020:com《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中讲到，“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和江淮地区的凌家滩文化存在玉器方面的互相交流，红山文化玉器的影响远至内蒙古中南部、海岱地区甚至甘肃中部。无论在地理上，还是在文化意义上，这个庞大的文化共同体都为夏商周乃至秦汉以后的中国奠定了基础，标志着早期‘中华文化圈’或者文化意义上早期‘中国’开始形成，也意味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起源。”为更好理解玉文化的内涵，本篇将探源玉文化所蕴含的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以飨读者。

玉还是古代标识身份的政治符号，帝王将相把佩戴玉作为等级身份的标识，比如海昏侯墓的发掘就以刘贺玉印的发现一锤定音。宋代之后，玉从帝王将相的案头逐步走进寻常生活，玉作为世人美好意愿的象征，逐渐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标识。

20世纪以来，中国考古发掘了大量史前玉器，从8000年前的兴隆洼文化玉器到9000年前的小南山玉器，“最早时期”的玉文化历史被不断刷新。从6000年前北方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到5000年前长江流域的良渚文化，“唯玉为葬”的现象见证了玉在中华文化中的独特地位。从4000年前陕西黄土高原的石峁文化到黄河中下游流域的龙山文化，玉的使用是中华“三皇五帝”时期的重要证明。山西陶寺遗址和河南二里头遗址与夏代的时间和文化特征基本吻合，出土的玉器佐证了《越绝书》记载的“玉器时代”。

据《韩非子 和氏》记载，2000多年前的楚国和氏，把在山中得到的玉璞献给楚国的厉王和武王，但却被玉人判断是“石头”，两位楚王以欺君之罪先后砍去了和氏的左右脚。后来楚文王继位，知悉和氏因被诬而在山中痛哭三天三夜，便命人剖玉察看，证实其果然是一块举世无双的美玉，便把这块美玉琢成玉璧，为了奖励和氏献玉有功，逐以和氏之名命名此璧为“和氏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