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揭示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表面上职住比相对平衡，但实际上住在这里的人并不在本地工作，反之亦然。从更深层次来看，某一地区就业岗位与居住人群的匹配是个逐渐演变的过程，居住区与就业区的发展并不同步。

比如，提升就业区域的可达性。很多人下了地铁或公交后还需要漫长的步行才能到达工作单位或家。要想有效缩短居民通勤时间，可以通过推动“站城融合”的发展模式，即将交通枢纽与城市功能区有机结合，让更多人居住与工作地点更靠近大容量公共交通站点。

《2023年中国主要城市通勤监测报告》显示，超过90%的城市平均通勤距离增加，超过70%的城市60分钟以上通勤比例增加。此外，“职场新人”在通勤方面普遍承受更长的距离。在上海和重庆，职场新人的平均通勤距离超过10公里，在北京更是长达12.1公里。职场新人需要消耗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往返于工作和居住地之间。漫漫通勤路，是当代职场人的日常困扰。

再次，职住比合理，职住未必平衡。职住比是指城市某区域内就业岗位数量与居住人口数量的比值，以北京为例，一些街道的职住比为1，然而通勤距离却分布在8公里至20公里之间。

换乘、拥挤、等待……通勤路上，你不是一个人在煎熬；即便短期内职住平衡难以实现，通过实施一些改善措施依然可以缩短通勤时间，让职场通勤的幸福感更多一些。

以北京为例，亦庄地区的产业结构以第二产业为主，通勤圈主要集中在周边区域；中关村和CBD的产业结构以第三产业为主，通勤圈遍布整个市区甚至河北周边地区。同样，上海市张堰镇的产业结构以第二产业为主，通勤圈主要集中在周边；以第三产业为主的徐家汇和陆家嘴通勤圈分布范围则大得多。

相较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竞争性强，就业人多密度大，往往需要在交通便利、可达性高的地方选址，相应的房价和住房成本也普遍较高，使得人们不得不在离工作地较远的地方居住，增加了通勤距离。这也解释了相近规模城市间的职住平衡与通勤距离差异。北京和上海人口规模相近，北京第三产业占比更高，北京通勤距离大于上海。类似地，深圳和东莞城市人口规模相近，但深圳第三产业占比高于东莞，通勤距离也更长。

随着城市人口规模增加、城市空间尺度扩大，居民出行半径也随之增大。北京和上海通勤圈半径均已超过40公里，成为全国通勤尺度最大的城市。

职住平衡的梦想虽遥远，但办法总比困难多，依然可以通过优化规划和配套服务来改善职住分离的状况，缩短通勤时间，满足大家对于舒适、高品质生活的追求。

另外，将保障性住房建在公共交通通达性较高的地方，为低收入群体提供适宜的居住选择。北京优先在轨道交通、大容量公共交通廊道节点周边布局保障性住房用地，以此优化职住平衡。

再比如，构建城市快速通勤交通系统。可以整合利用公共交通与道路网络资源，建立以公共交通为主导的复合型快速通勤系统：充分利用公交专用道网络，打造公交快速通勤走廊；在保障路权的前提下优化运行组织，开通大站快车、缩短发车频率，摆脱传统站站停模式；在人流量较大、交通需求集中的区域开通定制通勤专线；加强地面公交与轨道交通的两网融合，缩短换乘距离；等等。

由于级差地租的存在，靠近繁华商业中心地带的住房成本相对较高，通勤族往往选择居住在成本较低的区域。北京CBD上班族住通州区、河北燕郊，广州天河CBD上班族住番禺区，都很常见，这种分离使许多上班族每天面临着长途通勤的挑战，与人流车流斗智斗勇，通勤路堪比“取经路”。

永利304幸运大转轮“钱多事少离家近”是每个打工人的心愿，反映了大家对舒适、高品质生活的向往，“离家近”指通勤距离短，希望缩短居住地和工作地之间的距离，实现近距离通勤。